在柯隆看来，工匠精神当然不是坏事，但是在新技术革命的今天，“工匠精神”也不能走极端。他举例说，曾经有一个日本手表企业广告宣传自己的手表“走一年误差不超过十秒”，“这种精准程度是很厉害，但消费者真的关心吗？在各种智能设备围绕的今天，手表更多的应该是一种装饰品，要讲究设计的，而不是光靠走时精准就能被市场接受。”柯隆说。
在中科院深圳先进院从事人工智能研究的乔宇博士，曾在东京大学学习工作7年。他跟记者分享了这么一个故事，当年iPhone刚开始流行时，日本曾有过讨论，为什么索尼不能率先开发出智能手机。得出的结论是，索尼其实在技术和硬件上都已经具备了做智能手机的条件，但是在索尼内部，随身听是一个非常盈利的部门，其对企业的发展有很重要的发言权，做智能手机会侵害到随身听这个主营业务的利益，所以得不到充分支持。
柯隆则认为，索尼在智能手机上的落后，体现了日本消费品制造业升级转型遇到的严重问题。“如今的产业升级不仅仅是功能升级，还要有设计的升级，非技术人员在产品研发中的作用更关键。”柯隆对记者说，“索尼随身听的发明者大贺典雄不仅是个企业家，还是个声乐家，所以才能造出风靡一时的随身听。”
另一名日籍华人尹星，到日本十几年，现在从事IT产业。尹星觉得，日本人讲究团队精神，不突出个人成绩，所以很难出精英。他说：“一个团队里所有人的薪水差别不大的，就算你跳槽，也不会有翻倍的收入，这种机制太稳定了，在IT行业来说就比较缺乏鼓励员工创新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