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妥善处理好出租人与承租人的权利关系。市民化权利往往牵涉到每个普通市民最基本的权利，我国当前的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相对稀缺，从目前来看以住房（或租或购）为载体恐怕依然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假如承租人的子女入学、入户等市民化权利是通过与出租人的权利分割来实现的话，必然造成两者的冲突，或者是使得“赋权”无法真正落地，更会导致市民不愿意出租房子，这样减少了住房租赁市场供给，这是不利于构建健康的住房租赁市场的。
二是要切实避免借租房“赋权”上涨租金，特别是引发租金非理性上涨（暴涨）。一般认为，房价高并非仅仅是住房的实际价格，其实还包括了入学、就医等诸多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权利的福利价格折现。那么，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出一个结论：当前租金普遍较低，就是因为“赋权”不够；假如“赋权”逐渐到位，必然因为附加价值上升而引发租金飞涨。特别是一些学区住房，非理性的价格很可能从购房转移到租房环节上来。因此，“赋权”过程中我们必须警惕租金非理性上涨，尤其避免从“买不起房”到“租不起房”的结果发生。
三是要与“赋权”同步增加公共服务能力及公共配套设施的供给能力。所谓“赋权”本质上都是增加民众的福利，但对政府而言，就意味着教育、医疗、治安等一系列公共服务及相关配套设施的增量，这需要政府科学谋划，跟上“赋权”的步伐。否则就可能影响到整个城市所有人的福利，严重的话还可能导致城市功能紊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