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市场存在两种租赁房
一种是正式租房，能提供租房发票、完税证明，或能在住房租赁监管平台合法登记备案，在未来可以享受同等公共服务权利。如根据北京市八部门2017年9月28日发布的“关于加快发展和规范管理本市住房租赁市场的通知”，租房家庭子女接受义务教育需要连续单独承租并实际居住一定年限，且在住房租赁监管平台登记备案。其他各城市的政策也大同小异，一般只有租住在商品住房或政府租赁房内才可以享受这些公共服务权利。
另一种是非正式租赁住房，他们不能提供正规的租房发票、租房完税证明，没法在住房租赁监管平台登记备案，不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显然，租购房同权之前，这两种“租赁房”实际享受的公共服务权利大体等同，差别主要在于舒适度。租购房同权之后，“租住”这两种“租赁房”的差别就不光在于舒适度，甚至还包括家庭的人伦（留守儿童危机）、子女的未来。有了这种“出租房”之间新的巨大差别，根据马克思级差地租理论，租购房同权之后正式出租房必然会要求支付更高的租金。为了下一代，这些原居住于非正式出租房中的家庭都将有更大的动力竞租正式出租房，以便为子女搏一个更好的未来，供求规律将发生作用。
总之，租购房同权如果不考虑非正式出租房，正式出租房的房租可能会因此上涨，租赁新政的推行或将因此增加新的阻力。反之，如果租住在非正式出租房中的家庭也能享受子女入学等公共权利，则租购房同权并不会产生新的群体差别。根据马克思级差地租理论，租金也不会因此而推高。
非正式出租房无权享受公共服务，结果无非是他们的下一代不能就近入学。而让全体国民的下一代都能同权享受公共服务，对国家、民族的未来有百利而并无一害。将租购同权进一步升级为公共服务国民待遇，既有利于租赁新政的推行，又势必造福更多的大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