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人京官不管分配住宅，俸禄也不足以在京购买住宅，能买得起大宅邸的如张之洞，必是高官。即如李鸿章等封疆大吏，进京也多借住校尉胡同贤良寺。翁同龢宅邸，位于今东单二条东口，有数十平方米的假山小花园，由几个横向排列的小四合组成。在京城，这不算深宅大院，即便如此，一般京官也是望“宅”兴叹。
清代北京的会馆是公益性的，可为各地赶考举子、京官、进京商人提供住宿，不收房租，仅提供开水。好处是住期不限，但严格禁止携住女眷、婢女。李伯元《南亭笔记》曾记载有婢女入住，引起“閤馆大哗”。此规矩一直延续到民国之后，鲁迅住绍兴会馆期间，也曾目睹由此引起的争吵。所以有家眷的京官会去租房，咸丰年间李慈铭官做到户部司官，在他的《越缦堂日记》中，详细记录了租房过程、价格等。从同治十年起，连续转租了前门打磨厂吉顺旅店、菜市口铁门胡同、保安寺街，后来年俸涨到240两，可以租住四合院了。
级别稍高的京官们租房，一般在宣南，大部分是小四合。因为小四合购价不菲，清人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载，咸丰九年有人将宣南骡马市果子巷一个小四合抵债，以七百两银作抵。七百两近小京官十数年俸银。咸丰年间房价贵，租金也上涨。《林则徐日记》载，林则徐当时是翰林院庶吉士，无实职，要参加“考差”，取得名次才可分配职事。他与朋友二人共租“房九间，租银七两”，此九间非九间房，按行规计算，一条檩一间，如三间东、西房不加隔断，即称三间。“九间”实际上是三个筒间，三人合租，平均每人二两多银。当时银七两可折黄金三钱，可见花费不菲。原因不外有二：翰林院庶吉士虽清贫，但属京官清要，顾及面子。其二，为考试前途，宁可住得舒适一些，但由此可见租金之贵。
京官很少租官房，虽然租金较宣南一带便宜且稳定，亦可长租，但不如小四合私密、舒适，所以京官还是选择宣南。再者，清中期以前，汉人包括官员不准在内城居住。六部衙门均在今长安街两侧，居在宣南，去衙门点卯也便利。
